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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际炒黄金平台排名|它拯救了苏俄却一直被怀疑:列宁宣布改变时,有人竟当场痛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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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际炒黄金平台排名,“新经济政策”苏联历史上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,从某个角度来看,这套改革将年轻的苏维埃政权从早夭的悲惨命运中解救了出来。作为那段历史中最常被人们提及的名词之一,它的内容想必不用在此过多赘述。鲜为人知的是,新经济政策其实并非苏维埃高层从容而自发的改变,相反,当它被缔造出来时,相当一部分高层领导甚至高呼“俄国要完蛋”;除此之外,列宁始终把它视为万般无奈下的“退让”,甚至还一度希望发起“反攻”。

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,人生产出来的物质资料往往会超过日常所需,多出来的东西就会被用来交换,互通有无;要买三斤米还得拎着两个西瓜,这样的“等价交换”未免太麻烦,于是人们创造了“一般等价物”这个概念,后来又形成了货币,市场便是在这个基础上一步步形成的。当然了,市场很复杂,这样三两句话是无法确切概括的,但市场发展到今天,我们似乎早已无法想象没有钱的世界会咋样。然而在苏维埃政权早期的那批领导者眼里,市场和钞票都是罪恶的,因为它们时资本家“剥削”的工具。

列宁笃信,人类社会发展到最终阶段,市场会消失,货币也会消失;而在十月革命刚刚结束那会儿,俄国社会财富贫乏,百姓一穷二白,仅有财富中的大部分都堆在沙皇的皇宫里,为啥不趁这个机会三步并两步,一举构建出无产阶级革命理想中的“大同社会”呢?最初实施粮食征收制,苏维埃高层的主要目的是从农民手中收取足够用来支撑内战的物资,但列宁显然还对其寄托了更高深的期望。他曾于1920年9月回答代表的提问中表示:“要使每个农民家庭连一普特余粮都不剩。”

列宁希望看到政府把所有的物资都集中起来,用来恢复国家工业,建立完备而强大的产业体系;国家强大之后,民众自然会得到应有的生活资料。许多文章因此指责列宁在搞“压榨”,这样的观点未免太断章取义,但无法否认的是,苏维埃高层这会儿的做法实在是太天真。试想,先让百姓把口袋里的钱掏出来,再对他们许下诸如“若干年后国家富起来,绝对不会亏待你们”这样的承诺,正常人谁会听这套?更何况比起沙皇政权,一来苏维埃政权陌生得多;二来后者收粮食时的态度也不比前任好到哪去,农民甚至私下里将负责收粮的工作人员骂作“骑马的匪徒”。

在最初几年里,当局察觉到了征收粮食时遇到的巨大阻力,但列宁相信,这些不过是国家建设道路上遇到的一些小挫折而已,直到愈发频繁的农民起义爆发。值得一提的是,粮食征收制似乎并非苏维埃政权的临时起意,因为早在1917年9月,列宁便在《布尔什维克是否能保护政权》一文中提到:“粮食垄断、面包配给和普遍义务劳动制,这是当下最强有力的手段。”因此,当农民不愿将粮食拱手送人时,高层的对策也坚决果断,这难免不引起民愤。根据官方记载,从1918年中旬开始,有少数“盗匪”结伙作乱;到了1920年底,“盗匪”现象蔓延到了西伯利亚、坦波夫、沃罗涅日和伏尔加河中游。次年,盗匪之乱已经渗透到了乌克兰甚至中亚一带,很显然,它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严重威胁。

1920年,坦波夫省出现了一伙被当局称为“安东诺夫匪帮”的势力,与其他农民起义不同的是,这伙人有组织有纪律,甚至还颁布了属于他们的纲领,打出“打倒粮食征收制!自由贸易万岁!”的口号。安东诺夫一呼百应,他的部队也疯狂膨胀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,安东诺夫军队也设有政委,几乎跟苏军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据官方资料记载,“安东诺夫匪帮”一度达到5万人,实际上,坦波夫省几乎所有的成年男性均有参与。

1921年3月,被苏俄高层称为“十月革命的荣光”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发起起义。官兵们在雅科尔广场召开集会,公开声称支持苏维埃政权并反对官僚主义,希望能给不同意见者一个公正的机会。在诸多与会者中,相当一部分还是苏军战士和布尔什维克党员。然而,岌岌可危的局势没能让列宁等人守住耐心,图哈切夫斯基奉命亲自镇压了安东诺夫匪帮和喀琅施塔得起义,虽然局势得到了一定的安稳,但列宁却由此深受震撼。

1921年3月15日,列宁发表讲话:“我们首先要弄清一个问题,那便是工人阶级应当如何对待农民。”列宁意识到,工人阶级并不能算是当下俄国的“绝对主力”,占人口多数的农民才是。然而,高层对农民的态度其实一直都很不友好,农民不会因为你的政权和政策叫什么名字而反对它,而是吃了怎样的亏。一战时的沙俄实施过粮食征收制,“二月革命”后的临时政府也实施过,它们都被推翻了;如今,绝境已经摆在了苏维埃面前。列宁说:“农民的不满意是合理的,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。”

在下决做出改变寻找出路时,列宁脑子里蹦出的第一个想法便是“周转自由”,即结束粮食垄断。有趣的是,在宣布这一决定时,会场甚至有人放声大哭,小声说“俄国完了”。因为与会者中有许多来自其他国家的代表,他们将苏俄权力顶端的大佬们视为偶像和革命的丰碑;如今,这些偶像要搞“自由周转”,在他们的认知中无疑是历史的倒退,这是理想的崩塌,他们哪能受得了?

其实,在“新经济政策”形成之前,苏俄高层早就搞了个试点,还取得了不错的成功。1920年,当苏波战争如火如荼时,为了稳固后方,高层在斯摩棱斯克地区实行了一套鼓励农民劳作的政策,其核心便是一早告知农民需要上交哪些东西,政府保证一个米粒都不多收,剩下的东西可以在一定自由度内交换甚至是交易。这被苏俄高层称为“小新经济政策”,它在斯摩棱斯克大获成功,当局仅用1个月便收够粮食,效率足足提升了十倍。然而,当时的列宁只把它当做是权宜之计,如今不得不做出改变,“小新经济政策”反而成了首选。

在列宁的关照下,经济专家布哈林对新政策做了周全考虑。按照苏俄高层的预期,农民手中的余粮应当首先用来向国家部门交换生活资料,若实在无法避免交易,那么最好在小地区内形成规模有限的“小市场”,尽量不打破这个藩篱。同时,政府务必保证征收粮食的过程迅速,避免过多纠缠,还要让农民感受到他们承受的压力确实是减小了。然而令高层始料未及的是,面对政府递来的橄榄枝,农民从一开始根本就不吃这套。

原来,基层民众早就成了惊弓之鸟,政策的骤然改变让他们误以为是当局变着法子搞压榨。“新经济政策”中有很显眼的一条,那便是鼓励农民开垦耕地。虽然耕地越多,要上交的粮食也越多,但开荒多的农民在税收上将享有优惠。即便如此,当政府人员前来收粮时,农民想方设法地少报漏报,这便造成了一个有趣的现象:农民想方设法地开荒种粮,到了1922年,苏俄全国耕地总面积反而比去年少了1360万俄亩。不过,农民的这种怀疑并没有持续多久:1923年,政府收粮3.61亿普特粮食,比去年上升1.28亿普特,1921年爆发的灾荒也很快被平息;1924年,苏联实现粮食出口。

新政策落实不久,工人反对派代表便指责道:新经济政策的缩写是“耐普”,这跟“对无产阶级的新压迫”的缩写是一致的,其本质就是种新的剥削!农民手头宽裕了,在货品“自由周转”的过程中,市面上出现了很多“投机倒把分子”。虽然列宁认为这些人不能被完全视为资本主义分子,但面对1923年全国商品流转量比前一年提升足足十几倍的状况,在“资本的市场”再次出现的担忧下,他也曾试图对新政策带来的一些“负面影响”发起“反攻”。但在一连串农业经济发展的成就面前,列宁的态度始终都是相对宽容的。虽说列宁能够短暂地撑住局面,但这无疑已让新经济政策蒙上了一层阴影。

值得注意的是,当大佬们就新政策的是是非非争执不休时,斯大林从来没有对此表达过态度。唯一与之有关的言论也只是1921年底《前途》一文中不痛不痒的一句话,他在提到新经济政策时,在它前边加了个“所谓的”;斯大林后来也承认,他认为苏联经济的发展方向,早在1918年便已注定。比问题爆发更可怕的状况便是危险的问题被强行掩埋,新政策的影响尚未达到巅峰便仓促下马,这样的结果似乎早已注定。